来源:中国图书商报??作者:蓝有林??
说起打击盗版,这些年来应该说是力度逐年加大,但从各地打击盗版教材教辅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打不胜打,且愈来愈泛滥。其中的很多案件,所查获的盗版书码洋高达数百万元,盗版书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拉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有多么地“壮观”和触目惊心。
譬如今年3月湖北省市联手打击高校周边销售盗版教材教辅图书的专项行动,省、市集中100余名执法人员,出动执法车辆20余台,兵分三路,对湖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武汉理工大学洪山校区、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等高校周边的书店逐个进行检查,对被举报的书店重点进行检查,查实有47家书店销售盗版,收缴盗版教材教辅图书竟达4卡车5万余册。再如今年1月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的安徽“8.9”盗版大案,先是用卡车拉了13车才将其300多万码洋的盗版书运完,而抓获盗版者后据其交代,又在合肥的郊区查获了6个非法仓库,共查缴盗版书38.97万册,484万码洋,再次动用了11辆车,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将仓库里的这些盗版教材和教辅图书清理干净。
而此前震惊全国的两起盗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学英语》案,湖北武汉涉案的2家书店、5所大学盗版《大学英语》共计86330册,北京通州区孟祥国等人共盗印《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教材22万余册,非法经营额达人民币272万余元,其中《大学英语》16.3万册,金额190.85万元。但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挖出来的案子实际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等被盗版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各地已查获的盗印厂中,常常发现同时被盗印的还有其他出版单位的教材,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等数学》等,有的印量同样不小。而笔者随手用Google搜索“盗版教材”一词,竟有507万项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
现状:盗版“水平”今胜昔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现在的盗版书商,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素质低下、灰头土脑的形象。他们中不少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高等学历,有的甚至有硕士、博士学位。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市场调研,仔细研究哪一种书在市场上走得好,走俏到何种程度,将持续多久,有没有后劲等,决不盲目行动。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版权维护办公室唐育才介绍,现在盗版商的分工也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盗印畅销小说的就专门盗印畅销小说、盗版外语书的就专门盗印外语书、盗印教材教辅的就专门盗印教材教辅。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主任吴勤说,现在有的盗版商甚至也像出版社一样搞事前征订,统计各个学校或经销商的需求量后再开机印刷,只要没有出事,来年的印量也大致相同。他说,盗版商在确定好要盗印某种教材后,就会紧紧盯着这些教材,什么版本有没有变化、新版何时上市都摸得一清二楚,甚至还设法打听在哪个印厂印刷的。一旦捕捉到关键信息,接下去他们就立即行动:买一本样书拆开,扫描、出片子、找印厂,从而做到与正版书差不多是同步上市,最多三天就会出现。书印好后,便运到书商临时的仓库里,或发往外地,或在本地批发给零售商,由零售商到各处推销、出卖,一个星期到10天就可消化完毕。从简单作业流程中印出来的盗版书,一般情况下字迹模糊、重叠、墨污多,图片感觉粗糙,色彩不匀、褪色,不用说专业人员,即使一般消费者也能辨认出来。但现在也有一些盗版商添置了更好的硬件设备,其制作工艺水平已与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不相上下,非专业人员看不出来,有的盗版书甚至还纠正了原书的个别错误。据唐育才说,2004年在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发现的几百套盗版该社的《大学英语》就做得很不错,乍一看根本没法识别。
根源:铤而走险图暴利
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管打盗维权工作的副社长张宏的话来讲,盗版基本上侵犯的都是那些在国内影响较大、发行量较大的品牌教材,譬如《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大学语文》等公共课教材,“两课”教材以及大专业的基础课教材等,盗版者见利起心,就会大规模盗版,而且越畅销的就越有可能被盗版。有业内人士为此算过一笔账,由于不必支付图书出版的前期稿费、中期编校费和后期维护费,盗版商实际支付的只是印刷费、纸张费和托运费。假如盗版书商所盗正版定价为20元,即便按定价的3.5折出售,那么他每册仍有不低于15%的利润即3元可赚,只要盗上10000册就有3万元,盗得越多利润越大,其他流通环节也同样获利不少。“盗版最关键的还是利益驱动,可以说只要有钱赚就肯定有人干”,张宏表示。
当然,盗版教材屡禁不止,除了有暴利,还因为有市场。盗版教材瞄准的是学校这个大市场。吴勤认为,近几年,盗版教材之所以能在一些院校大行其道,除少量是上当受骗的,相当部分应该说存在着主观故意,即明知是盗版但图便宜,或因学校的某些部门或个人有利可图。他说,特别是一些民办学校、中职高职学校以及正规大中专院校的二级学院,好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因此处于负债经营状态,有的还对外广泛办班,正想方设法赚取教材的差价呢,低折扣的盗版教材无疑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已被媒体多次曝光的武汉地区一些院校让学生使用盗版教材一案,便是某些院校的教材科管理人员经不住高额回扣的诱惑,避开正规进货渠道,从非正规渠道购进盗版教材,致使大量盗版教材涌入课堂。
此外,除了社会上专事盗版的犯罪分子向学校倾售盗版教材外,还有部分院校自盗自用,就地消化盗版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每年接到的举报电话和信件中有不少是这种类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也发现一些教学单位印制盗版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曾接到湖北赤壁某职业学院盗印其中职教材的举报。这些盗版教材一般在学校的印刷厂印制,他们堂而皇之地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更换封面、扉页和版权页,内页用小胶印处理,然后卖给学生使用;更有甚者,个别院校盗印《大学英语》时干脆换上封面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GB2312
对策:明察暗访加举报
出版单位又是怎样发现这些盗版教材的呢?据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保护办公室负责人底波介绍,自上个世纪末,包括人教社、高教社、北大社、清华社、外研社、商务等在京中央级出版社成立了“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联合打击盗版教材教辅。据了解,这些社一般都专门设立了版权保护或打击盗版的办公室,有专人负责版权和打击盗版事宜。他们一方面主动出击到各地去明察暗访,如通过本社图书的特殊防伪标识,到图书批发市场、学校周边书店特别是盗版高发地区去检查市场、识别盗版图书。另一方面,反盗版联盟成员社在查处盗版时,也会互通信息。如果发现有联盟中其他成员的盗版书,都会设法告知并联合行动打击盗版。值得一提的是,像机械工业出版社还通过自身在教材巡讲、与专业老师的沟通交流等渠道获取盗版信息。
吴勤则表示,该社发现盗版的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中国律师知识产权维权联盟”来进行打盗维权。该联盟由全国中心城市的律师事务所组成,其律师都经过了专门的培训,知道怎样去识别正版和盗版。这些律师获知某书店或某校有盗版教材后,一般通过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购买两册盗版图书并开发票的方式取证,一册到公证处进行公证留存,一册寄回被盗版的出版单位鉴定,确认后与盗版销售商进行民事协调,不行的话提起民事诉讼。据了解,高教社从2004年开始依托该联盟在江苏、浙江、湖南、山东等地自行取证取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相同的是,化学工业出版社自2003年7月成立法律事务部后,除派专职人员负责包括打击高校教材盗版的法务工作外,还与湖南通城律师事务所集团签订了打击盗版联盟合同,利用其律师网络打击盗版活动。
不少出版社在所出图书的版权页上、在出版社的网站上公布举报邮箱和举报电话,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的举报。张宏说,有学生投诉为什么自己买的教材用了不到两周就散了,碰到这种情况出版社都会要求对方先把书寄过来检验,同时给举报人换上正版教材给寄去。到目前为止,通过此种情况举报的后经鉴定100%都是盗版。然后问他在什么地方买到的,然后派人到实地去购买,取得发票,报告当地执法队、“扫黄打非”办、版权处等行政执法部门,立案后与执法部门一起到书店或学校查处。执法部门收缴盗版书并开具收缴单,做笔录等(按照执法程序),出版社的打盗人员配合执法部门检查哪些是盗版图书,出具鉴定报告。最终或者由行政机关做行政处罚,出版社作为权利人向侵权者做民事索赔(包括与侵权者调节,或通过法律手段做民事诉讼)。
还有的是教材本身提供了一些增值服务,但盗版教材没有这项功能,比如盗版教材提供的增值卡登录不了网站,从这条途径也可发现一些盗版。另外,各地“扫黄打非”办、版权处、文化稽查大队等行政执法部门在综合执法或集中执法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盗版,此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扫黄打非”,但顺便也可查出一些盗版来,出版社此时可派人前去确认,确认无误后由执法部门查处,该没收的没收,该查扣的查扣。
障碍:取证仍是艰难事
说起这些年的打盗版经历,出版社的打盗人员都是一肚子苦水。吴勤就表示,尽管现在打盗的整体环境比以前要好,立法也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还不足于震慑这些盗版商和分销商,他们似乎还没有铤而走险的概念。猖獗的盗版已经影响到高教社的正常健康发展,估计每年都有码洋3~4亿的图书被盗。他说,特别是要用知识产权来对盗版者判刑的难度较大,量刑低不说,取证还相当困难,有时只好用非法经营罪来量刑,通过侵犯著作权判刑的还极少,而且好多时候搞不清楚是按盗版总量来计算、按盗版销售量来计算还是按现场查获的盗版数目来计算。而当前各地执法部门的人员还不充足,一个大城市里就几名执法人员,而且不仅仅要打击盗版,几乎所有跟知识产权有关的事都管;而他们的经费开支也相当有限,取证用车、吃饭都要钱吧;另外他们的权力也相对较小,比如教育单位的权力和关系本身就比新闻出版单位要大要广,地市级的文化执法部门有时就是一个科级单位,他怎么去查一个局级的教育单位呢?另外,极个别地方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给案件的查处也造成很大的困难。有些地市一级的案件当事人层层托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况时有发生。
还有,过去许多出版单位经常采用购买图书开据发票的方法取证,但现在盗版商完全可以说自己是卖了书给你但所卖的图书不是这本,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尽管这样取得的证据仍有一定效力但实际意义并不大。因此,如今出版单位一旦发现盗版,首先要做的是立马找执法部门举报,由执法人员要求侵权方在每本书上盖章,或统一打包贴封条盖章让其签字,证明这些书是从该店查出,以便最后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所以张宏表示,尽管每年被盗版教材挤占的市场分额就有近6000万码洋,但现在到学校去取证也是相当慎重,只有真正确认后才向执法部门投诉举报。有人举报后首先是将该校列为怀疑对象,然后从业务人员和相关业务单位的销售资料上查询这个学校有无从合法渠道和网点进书的记录,如果没有或较少,而且也没改用其他版本教材,那么就设法到学生手里取证确认,然后向执法部门举报并与其一道到该校各个班取证,并询问教材科等相关人员该书从哪儿进来的,什么折扣等。根据举报线索进行追查大都能人赃俱获,可令人不解的是,要想查出幕后的作案人又谈何容易,一句“是一个拖黄鱼车的人送来的”,或者随便编个人名,就让你想查也查不下去。若是非要与学校对簿公堂,那么对方今后干脆就不用你的教材。这与打盗是为了促进市场的目的相悖。
如果前期证据搜集不全,当地新闻出版机构也无法立案。为此,唐育才表示,权利人的打盗人员往往只好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去进行取证,而各地的治安情况都不一样,这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在人们不把盗版当事的时候,满大街都是盗版的时候,似乎危险要少一些。现在卖盗版书的人非常谨慎,一个陌生人到了那儿,几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说,在2002年,该社打盗人员与郑州文化稽查大队在河南龚义一印刷厂执法时,就有几百人冲进来将他们围困起来,后来,在稽查大队长强烈要求厂长5分钟内将这帮人赶走,否则将他的执照给撕了的情况下,厂长连踢带踹地才将这帮人赶了出去。而在湖南某地级市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出版社请求市局执法,但执法大队长来了之后直接就坐到当地最大的盗版商那里喝茶去了,慢慢又有人往这边聚了过来,出版社的人一看这架势只好放弃。还有在学校周边书店,在老板的挑唆下,学生起哄抢书,也出现过一时很难控制场面的情况。
保护举报人也是件非常困难但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湖北就曾经发生过活埋举报人的情况。因此很多出版社都表示,宁可事情不做,也要充分保护好举报人,并根据扫黄办的相关规定给举办人相应的奖励。唐育才介绍,有一次十多家大社联合行动,但不知什么原因消息还是走漏了,当时有好几辆摩托车跟了十多公里,总往车里瞅,但好在挂窗帘,而且从来不让举报人下车,还有警车护在左右,最后可谓有惊无险。
前瞻:多管齐下治顽疾
吴勤表示,从表面上看,盗版主要是权利单位即出版商的利益受损,其实作者也是受害者,合法经营者以及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也受到侵害,对国家则不仅是有损国际形象,国家税收也大量流失。正规教材的前期投入有的高达上百万元,如果大家都这么盗来盗去,今后大家就不会投资或减少投资,那么创新机制也就会缺失。因此,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打击盗版必须多管齐下,严法铁律,形成声势,依法维权。除了要加强防盗防伪措施、在学生较密集的地方与新闻出版部门做一些宣传外,一方面亟须加强惩治力度,只有健全法制、运用重典惩罚违法行为之后,才能形成正常的市场规范和道德标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出版单位之间、与各地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与各地律师协会之间还要加强联系与合作,权利人还要设法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民事权利,从盗版者手里找回应得损失,严惩盗版侵权者。此外,在打盗工作中,打盗人员还要注意打盗与营销相结合,如在打盗的同时可与当地教委检查各学校的教材使用情况,推广教材。
底波也深感民事权利主张的重要。他说,2005年5月,电子社的打盗人员接到举报,说某市一所学校使用盗版该社的教材。他立即赶赴该市,与举报人取得联系,确定是盗版教材。于是马上到该市新闻出版局举报此案。新闻出版局、公安局、审计局联合执法,先后三次到学校调查、取证,到教室一个班一个班地调查,最终确定了盗版图书的数量和码洋,共计近五万元。但由于该学校的校长在当地比较有名气,出版社在进行民事索赔的工作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后经据理力争和长期艰苦的谈判,最终获得了10万元的赔偿挽回了损失。
诚如唐育才所说,加入WTO后,眼下打击盗版的大背景大环境是越来越好,国家成立了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各省市还有文化稽查总队等执法部门,而且执法人员的素质也是越来越高,地方保护主义也相对减少,同时国家的立法力度也逐步加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盗版可以追究盗版者的刑事责任,且最高可判7年,同时权利人的意识和举报人的法律意识都在加强,这对今后出版单位和执法部门的打盗工作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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