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新任期开始，除了又换上来好多新的脸孔，而且是国家独立后出世的脸孔；增加了好几位女议员，议事厅里从衣着的颜色、表达的方式，到发言的内容与角度都更多元；而重要的新气象，是许多新的更习惯于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议员，在国会里以双语发言。议事厅里，时而听到英语，时而听到华语，时而听到马来语。

　　国会里听到几种官方语言的发言虽少，但原来也并非没有，我们还有好几位国会即席翻译在幕后耕耘。不同的是，过去用非英语发言的，多是那些被看作代表某个语言社群进入国会的议员，所谓的“马来社群代表”、“讲华语社群代表”，而他们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发言，又往往也被看作是对英语的掌握没有那么灵光。他们的代表性，很多时候因此被定义为缩小了，而不是扩大了。

　　语言的问题在岛国长久以来是个政治课题，什么时候什么人用什么语言，很多时候难以随性，实际上，这些选择和决定背后总有些权衡考量。今天大家为议员可以自由以双语发言而感到宽慰，一切好似顺理成章，其实国会议事厅来到这一个阶段，蓦然回首，那是经过激烈辩论、积极争取、谨慎处理、默默牺牲的一段漫长路途，得之不易。它不纯粹是语言使用的选择，夹杂其中的许多历史转折，反映的也是岛国的许多“小动作”与大时代背景往往脱不了关系的处境。

　　英国的档案馆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插曲，那还是岛国尚未成国，准备争取自治、独立的年代。当时，四种官方语言自然也都还没有确立。立法会里有议员推崇多元语言政策，而不要独尊英语。1954年，总督尼诰不表赞同，提出引入多种语言的政策，在技术上的困难是必须要用至少四种语言的翻译，同时一旦非英语的部长受委任，又会带来另一些问题。另一名殖民地官员则坚持，如果英国总部在多元语言的政策上妥协，他坚信这将是英国对这块土地影响的终结。亲中国的华人将占上风，而到时的问题将不是是否给予这个小岛独立的问题，而将只是小岛从英国殖民地变成中国殖民地的问题。

　　在1951年劳工党旗帜下当选梧槽区立法议员的一名印度议员则坚持，多元语言是在这个地方实行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则，也是基石。这是人们原本应有的权利。议员也在立法会的发言中反驳关于多元语言会带来增加成本的问题，认为这是个次要的考虑。如果从原则上考虑，这是应该做的、是正确的，那么成本不应该成为执行原则的障碍。他也反对多元语言将造成族群之间的问题，因为人们要的不是只允许用英语以外的另一个语言，而是其他语言也得到公平对待。

　　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当年争议的一些论点听起来不无令人熟悉之处。岛国经过选举自己的国会后，照理不同族群的语言权利得到维护。但是经过多年内外环境的互动和演变，非英语的使用和执行，给许多非英语使用者的感受，是形式上的维持比实质上的执行要多得多。

　　如今物换星移，国会中非英语发言由多至少，由少至重新又多起来了。观察议事厅里坐听同僚发言的议员，即便是非英语发言时，需要戴上耳机听同声传译的也不多。总理让国会领袖允许议员发言时“转码”的决定，看上去似乎只是不拘泥的灵活处理方式，其实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用双语发言如果受到民众、议员本身和领导层认真对待，国会里用英语以外的官方语言发言，成了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那无形中将提升非英语的地位，在将它们“救活”的工程中，可以拉上一把。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有更多华语发言而手舞足蹈，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无论英语、华语、马来语，都受到使用者和听者由衷的、相等的尊重。质量好的发言，加上质量好的翻译，才能显示岛国作为一个多元族群，有实质意义的多元语言的社会。而若干年后再看今日国会之举，总理的推动，国会领袖的动议，看不费力，却是政府一个重要的姿态。

（作者为本报采访主任） http://www.zaobao.com.sg/yl/yl061112_5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