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棒球裁判一起回忆他们当年的执法功绩。第一个说：“我的判罚总是迅速及时。”第二个说：“我的判罚总是准确无误。”第三个则说：“在我做出判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认为自己取得了成功。”这是我刚刚读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写的《学术责任》 （新华出版社 2002年2月第一版）中讲的一个故事。他的意思是说：在学术领域，“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在撰写成文字之前，就什么也不能算。” 出版物是学术成果表现的基本“货币形式”，我认为，这是肯尼迪最好的比喻之一。它不但强调了论文或著作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可能暗示论文或著作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当论文等等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时候——我指的不是稿费或版税，而是随论文而来的职务升迁、职称升级以及相应的各种待遇的提高——写论文有时就不再是一种学术行为了。学术成果发表方面出现的许多有趣而无奈的现象，比如窃文盗字，比如自费出书等等，已经使学术行为失去了很多尊严。 如果学术是一种竞争性活动，那么“诚信”问题就不得不提。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一篇长论文可以拆成“零部件”当几篇短论文发表（肯尼迪称之为“意大利香肠式论文”），一篇短论文可以署上二三四个作者的名字发表（正义的评委经常想问“谁是干活的人”），而一篇不长不短的论文则可以或长或短地在多处发表（作者有时也会风趣地说这是“换件衣服再嫁人”）。 因此，很多论文都有相似的“读者群”：论文的作者是第一位读者，印刷厂的校对是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读者。另外很小的一部分人，只关心“有没有”论文的问题，从来不关心“是不是”论文的问题。所以，据说在美国，一些愤世嫉俗的学者们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的院长不会阅读论文的内容，但却会数论文的篇数。”在中国，一些为评职称而被论文逼红了眼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也常常发出惊人的声音：“狗日的论文！”与此同时，“学术垃圾”也成为一种公害，它不仅使学术刊物数量急剧增长，而且危及学术行为本身的信用。论文的作者失去了必要的诚实，论文的文字就不再是学术的忠诚卫士，而是虚荣的马前卒，或者货币的寄生虫，甚至无能的遮丑布。 不正当学术行为虽然影响到学者的声誉和学术的权威，但因为其越来越多（肯尼迪的说法是：“这些有违学者形象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却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人们的敏感性也在逐渐趋弱。肯尼迪讲了一个小故事：《罗马帝国兴衰史》的第十五、十六章从其前人的成果中借用了大量内容，当其被指控为剽窃时，作者爱德华·吉宾却为自己辩护道：“请读者们不要将我视为可鄙的小偷，而视为诚实的、勤奋的手工制造者。”不难想象，当学术行为（包括著书立说）变成一种手工活的时候，诚实和勤奋意味着什么？ 肯尼迪显然有些“狡猾”。同是一本《学术责任》，但他所作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序言中，却很巧妙地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注意力指向。在英文版序言中，他说，大学至高无尚之处在于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个人和智力平台。并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在中文版序言中，他却说：“就为学术生涯做准备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正当的学术行为更为重要的了。” 针对英语国家，他似乎是强调“学术责任”，而对中国读者，他的话题好像转移到了“学术道德”。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不能很确定地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说明肯尼迪已经对中国目前的不正当学术行为有了某种关注？但我能感觉到，在学术界，“文字”已不只是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人格的标记。 肯尼迪说：“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的信服的追求。”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忠诚于学术的人，才可能码出忠诚的文字。 http://www.gs.xinhuanet.com/blog/2006-11/08/content_84617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