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7月3日撰文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袁贵仁指出，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区域教育发展的力度，加快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加强城市薄弱学校建设，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有效解决择校问题、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切实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要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充分调动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提高农村边远地区教育质量，努力实现教育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要高度关注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问题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问题，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坚决纠正教育领域乱收费现象，切实减轻群众的教育负担，维护教育事业的良好形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袁贵仁说，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相关报道： “高考移民”再度引发教育公平话题 新华网海口５月２１日电（记者　闵捷　赵叶苹）最近，海南省堵截了约１０００名“高考移民”，这个省去年的“高考移民”超过１万人；在山东青岛，１６名来源不明的非青岛籍考生被清退。随着高考的邻近，“高考移民”问题再度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热门话题。 近日从清华大学传来消息，一名已经入学１年的河南籍“高考移民”宋某被取消学籍，原因是他的父母在去年高考前托人在青海为他办理了一本假户口，从而骗取了在青海参加高考的资格。 同样，去年海南高考理科状元李洋，也是因为“高考移民”的问题无缘清华，而实际上他的高考分数超过了清华的录取线。“高考移民”出身的“高考状元”，在内地无法进入理想的大学，后来却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并给予了４４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此事一经报道，有关“高考移民”的话题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 由于中国３１个省份教育水平不一，中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一直按照不同省份划定不同的分数线，它使“高考移民”这一取巧违规现象防不胜防。人们通过各种办法将户口迁到教育落后地区，这些地区高考录取线较低，“移民”到这里的考生可能有更大的把握进入自己心仪的名校。 不过，“移民”考生一旦被查出，报考大学的权利会受到严格限制。海南省今年查出的约１０００名“高考移民”，被限制只能报考本科第三批院校，这种院校在中国内地一般处于三流水平。 同样存在“高考移民”的还有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内蒙等偏远的、教育水平落后省区，他们吸引“高考移民”的共同“魅力”就是高考录取分数线低。 除了教育水平发达省区学生到落后省区参考的一种移民方式外，教育水平落后省区的学生到发达省区学习，再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则是另一种“移民”方式。 “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以及中国内地在堵截“高考移民”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深入思考。 多数人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不同省区不同分数线的录取方式，根据不同地区的考生人数，下达不同的招生指标的做法，是为了保证不同地区青年人相对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实现教育平等的积极做法。像宋某这样的学生从河南到青海考试，实质上占用了青海本省考生的升学指标，剥夺了该省考生上大学的机会，“高考移民”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侵犯。所以，一般说来“高考移民”在竞争激烈的学校里是不太受欢迎的。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为宋某失去就学机会喊冤：同样是１８岁左右的青少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他们认为是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高考移民”的泛滥。 还有不少人指出：造成“高考移民”泛滥的原因，是“唯分数论”的录取方式。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认为，用分数这一把尺子来衡量考生的优劣、并且作为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这种做法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多弊端。“一把尺子”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 招生改革一小步，教育公平一大步？ 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工作日益临近。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印发的２００６年招生章程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根据各省人口基数，考虑生源质量、专业特色等因素制定学校分专业、分省生源计划。”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在保持招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对２００６年分省区招生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从去年的１８５名削减到今年的１６０名，北京生源所占比例从去年的９．２５％下降到８％。 同时，该校还削减了在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省市投放的招生指标，增加了在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省份的招生计划数，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的招生指标则维持不变。 追求招生公平的有益尝试 早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该校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将按各省区市人口比例确定。一石激起千层浪，政法大学的做法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多方面反响。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洪宇认为，近年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特别是进入“９８５”工程的重点高校在所在地名额投放比例过高。比如，河南的总人口数是北京的８倍多，考生总数是北京的７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分别是河南的４．５倍和４．９倍；山东的总人口数是上海的近７倍，考生总数是上海的６．５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是山东的２２倍多。 一份对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国部属高校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本地生源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是４４．７６％。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均值为１８．９８％，是全国最低的区域；浙江大学则以每年超过６０％的本地生源比例，居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排行榜”之首。 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教授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按人口比例投放招生指标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录取制度改革不容忽视 “全国重点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投放不平衡，使没有或有很少重点高校的中西部省份考生上重点大学的几率下降，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周洪宇说。 杨东平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如考试制度改革、录取制度改革、教学改革，等等。这么多年来，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考试制度的改革上，而实际上，录取制度改革也不容忽视。”中国政法大学将招生名额分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使得录取制度改革受到关注。 对我国历代科举制度有着独到研究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千古难题”，北宋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