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之川 一、语文教育呼唤理想的教科书 师资、教材、教学设备是进行教育的三个要素。教学设备是硬件，是外部因素，师资和教材是决定教育能否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语文学科饱受争议。上世纪末，社会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那次讨论，涉及语文教育的学科性质、地位、指导思想、教材、教法、考试等诸多方面。但是，争论归争论，语文学科的重要性却是没有人否认的。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语文天生重要。苏步青认为，如果说数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那么语文就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语文教学历来就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也很受重视。上世纪50年代，中央曾专门成立“中小学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中央政治局曾多次研究语文教学问题。当然，那时的语文教育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面临着些许尴尬。在把学外语奉为神灵，对母语漠视，甚至不屑一顾的情况下，语文教学步履维艰。加上学生的语文水平、语文素养来不得急功近利，无法立竿见影，它在学校、社会，乃至在某些家庭的地位大为降低。据某省的统计，2005年高考结束后，文言文翻译题得零分的超过万人。据2005年6月26日《文汇报》报道，在某高校组织的一次汉语言文字大赛上，夺得冠军的是留学生队。当然，这里有考试的合理性，试卷内容的科学性问题，但学生的母语水平滑坡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某著名作家提出，我们的母语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吁全球华人展开一场“母语保卫战”。 为了充分发挥语文课的作用，就要编好语文教材。在我看来，最理想的语文教材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首先就是要让学生通过阅读语文教材，能够逐渐热爱我们中华民族的母语，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满怀激情地学习语文，得心应手地运用语文，充满乐趣地享受语文，进而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把根留住。第二，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打下比较扎实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基础，形成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一定的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具有良好的语感，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第三，有利于发挥语文课在育人上的独特功能，通过文质兼美的选文，让学生受到人文素养方面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为学生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第四，还应该有利于促进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为教师的不同发展方向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有助于语文教师教学个性的形成，使语文教学的过程成为他们享受美好人生的过程。 二、我国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机制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实行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包括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语文教科书，统一的考试大纲和统一的高考试卷。其中，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历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包括课程计划的制订、教学大纲的研制、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师的培训等工作，实际上也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家以研究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工作的专业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它既有出版、发行的功能，同时又有其他出版社所没有的研究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教师培训的功能。所以，1983年，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教育部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其他出版社一般是策划选题，然后约请作者，有的是作者自动投稿，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出版发行，基本上是“来料加工”的性质。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主要产品都是靠自主研发的。换句话说，这里的编辑，既是书稿的编辑，同时又是书稿的作者。有点类似民国时期的国立编译馆。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有教师培训，组织相关教研活动的工作职能，也是一般出版社所不具备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教材有商品的属性，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所以，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教社仍然是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编写出版发行的重要基地。 　 20世纪50年代，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写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叶圣陶先生的主持下，中学语文设两门课，一门是汉语，一门是文学。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著名文学家吴伯箫为副总编辑，分管汉语、文学教材的编写工作。著名学者游国恩、周祖谟、隋树森、王泗源、张志公、张中行、张毕来、刘国正、冯钟芸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可谓群星璀璨，人才济济。这种辉煌，随着“文革”的到来，人民教育出版社被强令解散而中止。“文革”时期，各省市自编教材，来不及编的，就以《毛主席语录》作教材。“文革”以后，为了结束中小学教材使用的混乱状况，中央决定编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才又重新组建，并发展至今。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在教科书管理体制和编审制度上进行了改革，由“一纲一本”发展为“一纲多本”乃至“多纲多本”；由“编审合一”改为“编审分开”。一方面鼓励各地编写不同风格、不同特点、不同层次的教材参与竞争；另一方面所有教材都要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择优推荐。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中小学教科书建设上，实行“教材建设多样化”的方针，鼓励多套教材竞争。到目前为止，通过教育部审查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已有十多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语文版等；初中已有6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高中有6套，分别是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粤教版、鲁人版、人民版。其中以人教版影响较大。但在实验中，在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发行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前不久召开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减少教科书种类，提高教科书质量，降低教科书成本，防止利用教科书非法牟利（2006年1月6日《中国教育报》）。 三、语文教科书的语言特点 语文教科书的语言有两种类型：一是文本语言（又叫对象语言），二是编者语言（叙述语言）。前者是选文问题，后者是编者语言问题。所谓文本语言，在中学和小学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叶圣陶先生曾主张小学语文的课文最好由教科书编者自己动笔写。“中学的选现成的文章，小学的，特别是中、低年级的，如果没有合适的现成的文章，就找材料来自己动笔写；现成的文章，或删节，或润色，或改写，也都下了功夫，既注意语言的规范，又注意文章的风格，认真对待，一再斟酌。”（蒋仲仁《语文教材三十年》）而中学语文教科书则以选现成的文章为主。选文的基本原则是：一是思想内容健康，二是语言文字规范，三是适合教学。总之要求文质兼美，是真正的“范文”。当然，语言文字必须是经得起推敲的，这是选入教科书的基本要求。因为在语言学习上，总是取法乎上方得其中的。编者语言包括对课文的加工，注释，写短文，出题目，设计活动等。可以说，在内容确定以后，编者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教科书语言的基本面貌。 1． 准确 教科书语言首先要准确，只有准确，才能保证教科书内容的科学性，也才能谈得上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里的“准确”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教科书语言要在保证所讲知识科学的前提下，思维严密，用词用语严谨，符合语言规范。不能似是而非，模楞两可，含糊其辞，更不允许以讹传讹，张冠李戴。二是指教科书语言在表述中不能说过头话，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切中肯綮。 对课文的加工，蒋仲仁先生在《语文教材三十年》中有过介绍：“记得叶圣陶同志常常用这个方法，把编辑的同志们约来，一篇一篇地出声诵读，根据‘文本于语’的原则，一边读，一边改，改了再读，再改，有的一读通过，有的二读、三读通过，有的通不过，舍去另选。……从内容到形式都从严要求，一字未安，反复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以后一长段时间都这样办，成为语文教材编辑工作的一个传统。” 练习题的设计，同样要求语言准确。叶圣陶先生“练习题的语言要确切，要干净，要是普普通通的话（术语越少越好），要上口。出了个题目，不妨设身处地替学生想想。一想学生能不能回答，二想回答得出于他们有哪些方面的好处，好处大不大。”（《关于语文课本的练习题》） 2． 简明 简明实际上是教科书在语言表达上的度的问题，也就是讲多少合适的问题。教科书语言简明，要求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不能拖泥带水，罗哩罗嗦。当然，不同的教材对简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作为教科书的教材，在简明上的要求更高些，而作为自学读物的教材则要低些。吕叔湘先生曾经把教科书与自学讲义、函授讲义作过比较。他说： 编这种讲义，得不厌其烦，两句话可以说完的非得说上三句，三句话可以说完的非得说上五句。因为学习的人不是当面听讲啊，他就靠在那儿看，他是拿眼睛来代替耳朵，听不见你的声音，看不见你的手势，有疑难又不能问。所以编自学讲义就是要不厌其烦，罗唆点儿就罗唆点儿。可是，普通的教材，你要是这样编的话，就不对头了。不但是同学看起来感到腻味，老师也不愿意，因为没得讲了，他要讲的话你都给写上去了，他上课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吗？所以教科书不能写得跟自学讲义一样。（《编教材有三难》） 叶圣陶在谈到教科书的编者语言时说：“（对课文）的加工，作注，撰短文，出题目，皆为我人之笔墨。落笔为文，刊而布之，影响及于广众。况为语文课本，影响及于修习语文之学生，落笔尤宜加慎。务求明确修洁，不蔓不枝，始合以身作则之道。请恕我直言，往者我人于此，措意犹嫌未足。举凡可议之处，自迹象观之，为语言之欠周，而究其根源，则为思考之未谛。苟思考既审，运用语言俾定型焉，浮辞赘语之类必刊落无疑矣。此亦愿与诸公共勉之者也。”（《课文的选编》） 3． 通俗 中小学教科书具有特定的读者对象，那就是千百万中小学生。因此，教科书语言必须考虑这一特定读者对象群体的年龄特征、生理心理特点，才能发挥作用。除了内容的选择、先后顺序的编排方面的讲究外，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使教科书的表达方式符合不同年龄段、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行文中不能掉书袋，不能故弄玄虚，玩弄名词，故意加上一些名词、形容词，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学生能够读得懂，至少借助注释或工具书能够读得懂。如果选了一篇文章，可以选进教科书，这还不够，还要追问一句：这篇文章是适合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由于其知识背景、生活阅历、思维能力等都有不同，对文章的要求当然也不一样。 叶圣陶：“总以为（语文课本）不能易一字之境固难达到，而文从字顺，可资讽诵，宜必当之无愧。”（《课文的选编》）吕叔湘先生曾把编教材与写学术论文进行过比较，他说：“（教材）怎么讲，也就是怎么行文？教材也不能写成学术论文那样。学术论文嘛，围绕一个题目，前后左右，来龙去脉都得要讲清楚，有时候讲起道理来像证几何题一样，一层一层那么证下去。课本这么写的话，不合适。课文的行文要概括些，也要生动些才好。”（《编教材有三难》） 教科书语言的通俗，也有个度的问题。这种通俗毕竟是教科书的通俗，不能等同于街头地摊文学，即通俗而不媚俗。既要写得比较规范、中规中矩，文字清通，同时又不能写得枯燥呆板，板起面孔说教。吕叔湘先生有一个比喻，如果语文教科书文字枯燥，学生学习起来就没有兴趣，就不像吃饭而像吃药。只有写得比较生动，学生才喜欢读。这里有个语言导向问题，不能为了通俗活泼，就故意猎奇标新，过分铺排渲染，显得龙飞凤舞，云山雾罩。教科书文字比较雅正优美，才能发挥对学生熏陶感染的作用。 参考文献 蒋仲仁《语文教材三十年》，见陆亚松、李一平选编《课程与教材》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叶圣陶《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见《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叶圣陶《关于编教材》，同上。 叶圣陶《关于语文课本的练习题》，同上。 吕叔湘《编教材有三难》，载《吕叔湘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附记：2006年元月6日，笔者参加厦门大学“教育教材语言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之际，为厦门大学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做“语文教科书的编制及其语言特点”的学术讲座。此文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