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改革后，一套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目前，全国有68家出版社参与了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共有175套各学科的新课程实验教科书在全国发行使用。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教材肯定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有些学校教材更换频繁，10多种版本的教材同时使用；为了应付考试，教师不得不同时对着几套教材备课；教材选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也随之出现。
教材频繁更换 多个版本同时使用
马老师是北京某小学二年级的思想品德老师。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三本课本——出自不同出版社的三个版本。马老师告诉记者，虽然学校正式使用的是最新的一套教材，但在备课时他必须以另两本课本为参考，“因为它们各有所长”。
记者对这三本教材进行了简单的比较。从形式上看，与出版时间最早的一套相比，后两套课本比较“新颖”，图画较多，文字非常少。从内容上看，最新的一套更接近生活，比如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内容。
在马老师的学校，不只是思想品德一门课使用这么多教材，语数等学科也都是三套教材同时并用。马老师认为，正在使用的这三套教材中，第二套最好，但是只用了三年，突然就更换了，让他感到很不解：“为什么不用了？我们不知道原因，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该校唐校长参与了学区换教材的决策过程。几年前，区里决定选几所学校试用一套新教材，他们学校通过争取成为实验校，但是，这套教材刚刚使用了三年，上面就决定停止使用。“并没有说明什么原因，对这套教材的实验结果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唐校长是支持换教材的：“我们觉得现在这套教材的出版社比较权威，毕竟有几十年出教材的经验，而且他们的专家组力量也比较强大，所以大家就觉得这套比较好。”唐校长说，现在决定使用什么教材，还是看出版社，教材专家组的分量很重要。
记者再对江苏、山东、湖北等地一些学校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很多老师都反映近几年来教材更换非常频繁。
湖北小学，目前正在使用的教材至少有九个以上的版本，而且一般三五年就得换一个版本；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更换得比较少，而音乐、美术、信息等所谓的副科更换较频繁，有时甚至一学年上下两学期使用的课本都不是同一版本的。
在山东某中学，部分“副科”使用的课本达10个版本，甚至有的教材和教辅都不是一个版本的。
一名学生一年的教材费需近千元
沈老师在江苏省某高中任教，该校去年下半年开始新课程改革，但有一个变化让他想不通，那就是学生需要购买的教材越来越多。“高一开了14门课，上学期发的教材一共有４５本，学生还必须自主购买教辅资料２２本；下学期教材２６本，学生自主购买资料１5本左右，这还没算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环境保护等科目。”
据沈老师估算，按照平均每本书8元计算，这100本左右的教材和辅导资料就需要800多元，再加上其他教辅资料和练习本，每个学生仅在教材教辅这一项上一年就要花1000多元，对某些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教材为什么这么多？沈老师说，“以地理为例，以前一年必修课本仅上下两册，现在是三册，加上配套的地图册、填充图册和一套练习，教学内容不一定增加，但是书增多了，费用就高了。”
这要求学生购买的教材，有些是根本不用的。烟台的一位老师说，他们学校的选修课教材由地区教研室确定，但是因为那部分知识太难，老师们都不会讲，导致学生买了教材又没用，怨声载道，老师也非常苦恼。山东济宁的冯老师告诉记者，该校开发了一些地方课程，于是就有了相应的教材，只不过发了让学生自己去阅读，也不考试。这些教材往往是刚发下去就被有的学生扔了，有些科目的配套教辅也遭遇类似的命运。
教材过多、更换过于频繁影响教学
教材的频繁更换增加了教师备课的难度。北京的马老师说：“两三年更换一次教材，而且不同教材之间的差别比较大，有的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教师适应起来比较难。培训的时候，那些讲课的专家总是强调，教材是死的，教师是活的，要求老师把教材用活。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其他教材拿来当作参考。”于是，备课的时候就出现了三套教材并用的局面。
据沈老师反映，为了更好地应付高考，该校教师都买了所教科目的几乎所有版本的教材，因为，“据了解，高考试卷就是根据数个版本的共同点出试题。据说广东部分学校竟然挤出时间教两套教材”。沈老师说：“教材多往往令老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手足无措。现在我每天备课时间是以前的两倍，可走进课堂的时候仍然觉得有些心虚。”
湖北的袁老师认为，部分教材更换过快，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教师很难在短时间内熟悉教材，刚熟悉的教材又换成新的，令教师不胜其烦；二是由于更换太快，相关的教学资料、辅助材料、学具教具、教学课件等配套不能及时到位，对教学有较大影响。
教材质量不尽人意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现在新教材印刷质量大都比以前好，花花绿绿的，很美观，特别是《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教材，与学生生活实际联系紧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新教材中增加了很多引导学生探究的内容，让教师在教学时更加得心应手，这些都是新教材比较受欢迎的地方。
但是，面对新教材，教师的意见也很多，主要反映为内容上缺乏条理，系统性差。
袁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对分数的学习，一共用了几个学期，每个学期只学一点点，到下一个学期再学分数的时候，前面的内容学生早已忘记了，教师又得从头再教一遍。”袁老师认为，教材这样编排，导致数学严密的逻辑和自成体系性没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学生学完小学数学之后，头脑中却可能没有建立科学的数学体系。
沈老师也认为，他们现在使用的教材“普遍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条理，甚至出现前面学的内容要用到后面的知识，或与相关学科配套的知识要到下学期才出现”。
与课本配套的教辅材料更是让教师不满意。“目前市场上关于新课程改革的教辅资料很杂乱，有的是拿老教材换上几个新课程改革的名字，糊弄学生”。沈老师反映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很多所谓的专家借新课改大发教辅资料之财，参考资料粗制滥造”，这一点让老师们最不能接受。
谁有教材的选择权
2005年2月2日，教育部曾经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选用工作的通知》，对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选用教材程序和人员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教材选用委员会应由骨干教师、校长、学生家长代表及教育行政、教研人员组成。教材选用委员会的成员要具有高级教师职务，在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能秉公办事，且与教材编写、发行无任何关联。教材选用委员会要通过民主程序产生，进行公示，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教材选用委员会选用的结果应予以公示，并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记者就此事采访北京某城区教委副主任时，他也表示该区是按照这样的程序来选定教材的。但是在记者采访的分别位于不同省份的几所学校中，没有一个老师清楚教材选定的程序，他们也没有听说过哪位一线老师参与此事。
对于选教材是否要征求一线老师的意见，唐校长认为，普通教师不具有对教材优劣的辨别能力。“我觉得更换教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老师们不应该对此有过多的意见，而应该考虑怎样提高自己，尽快适应和用好新的教材。”
据袁老师说，上级选定教材时好像从来没有征求过普通教师的意见，“连学校主管教学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征求”。
袁老师在学校分管教学，对教材的征订程序比较熟悉。“每年的3月份和10月份左右，新华书店会把教学用书征订单发给各学校，各学校按照上面的要求填写所需要的书就行了。征订单一般包含学校所有的课程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而且每种教材都有两个以上的版本供选择，其中语文、数学版本更多，有时达四个。如小学一年级语数课本有人教版、湖教版、北师大版等；每种版本又分彩色版和黑白版，这是因为彩色版贵一些，城市学生用得比较多，黑白版价格便宜，一般农村学校用，但两个版本的内容是相同的。”
袁老师所指的选择，也仅限于在征订单上选。“至于说什么样的版本能上这个征订单，我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征订单上没列入的教材，学校是无法订货的。”
不过，袁老师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一些内情。“一位我熟悉的音乐教师说，在某部门的主持下，某出版社组织一些音乐教师开了一个会，当然得吃一餐。然后，所有的音乐教材全部改成这家出版社的版本了。即使你订其他版的，新华书店也会以缺货为理由，要求你用这家出版社的教材。”
而冯老师所在学校选用北师大版某科教材的原因更加离奇：“因为主编是我们老乡。”
http://www.chinateacher.com.cn/news/2006/0329/675.asp
